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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
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
译文一片平远的树林之上飞烟缭绕有如穿织,秋天的山峦还留下一派惹人伤感的翠绿苍碧。暮色已经映入高楼,有人独在楼上心中泛起阵阵烦愁。她在玉梯上徒劳无益地久久凝眸站立,一群群鸟儿飞回栖宿多么匆急。什么地方是你回来的路程?一个个长亭接连一个个短亭。
注释⑴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⑵平林:平展的树林。漠漠;迷蒙貌。⑶伤心碧:使人伤心的碧绿色。一说“伤心”表示程度,与“极”同义。⑷暝色:夜色。⑸玉阶:阶之美称。一作“玉梯”。伫立:久立。⑹归程:归途。⑺长亭更短亭:古代设在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云:“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说明当时每隔十里设一长亭,五里设一短亭。亭,《释名》卷五:亭,停也,人所停集也。“更”一作“连”。
此词可看作是一首怀人之作,写思妇盼望远方行人久候而不归的心情。开头两句为远景。高楼极目,平林秋山,横亘天末,凝望之际,不觉日暮。“烟如织”是说暮烟浓密,“伤心碧”是说山色转深。王建《江陵使至汝州》诗:“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薛涛《题竹郎庙》诗:“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多言晚山之青,可以参看。这两句全从登楼望远的思妇眼中写出,主观色彩很重,而行人之远与伫望之深,尽在其中。“暝色”两句为近景,用一“入”字由远而近,从全景式的平林远山拉到楼头思妇的特写镜头,突出了“有人楼上愁”的人物主体,层次井然。下片玉阶伫立仰见飞鸟,与上片登楼远望俯眺平楚,所见不同,思念之情则一。“宿鸟归飞急”还意在反衬行人滞留他乡,未免恋恋不返。末句计归程以卜归期。庾信《哀江南赋》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之语。词中着一“更”字加强了连续不断的以至无穷无尽的印象。征途上无数长亭短亭,不但说明归程遥远,同时也说明归期无望,以与过片“空伫立”之“空”字相应。如此日日空候,思妇的离愁也就永无穷尽了。
结句不怨行人忘返,却愁道路几千,归程迢递,不露哀怨,语甚酝藉。韩元吉《念奴娇》词云,“尊前谁唱新词,平林真有恨,寒烟如织。”可见南宋初这首《菩萨蛮》犹传唱不绝。
历来解说此词,虽然有不少论者认为它是眺远怀人之作,但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宋代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细玩这首词,也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有如电影,从“平林”、“寒山”的远镜头,拉到“高楼”的近景,复以“暝色”做特写镜头造成气氛,最终突出“有人楼上愁”的半身镜头。分明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
李白究竟是否是这首词的作者,也是历来聚讼不决的问题。光以《菩萨蛮》这一词调是否在李白时已有这一点,就是议论纷纭的。前人不谈,现代的研究者如浦江清说其无,杨宪益、任二北等信其有;而它的前身究系西域的佛曲抑系古缅甸乐,也难以遽断。有人从词的发展来考察,认为中唐以前,词尚在草创期,这样成熟的表现形式,这样玲珑圆熟的词风,不可能是盛唐诗人李白的手笔。但这也未必可援为根据。敦煌卷子中《春秋后语》纸背写有唐人词三首,其一即《菩萨蛮》,亦颇成熟,虽无证据断为中唐人以前人所作,亦难以断为必非中唐人以前人所作,而且,在文学现象中,得风气之先的早熟的果子是会结出来的。十三世纪的诗人但丁,几乎就已经唱出了文艺复兴的声调,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六朝时期的不少吴声歌曲,已近似唐人才开始有的、被称为近体诗的五言绝句。以文人诗来说,隋代王绩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如果把它混在唐人的律诗里,不论以格或以风味言,都很难识别。这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例子。李白同时人、玄宗时代的韦应物既然能写出像《调笑令·胡马》那样的小词,李白能写出成熟的词也就毫不奇怪。还有一件小小的颇堪寻味的事情:词中有“伤心碧”这样的字眼。“伤心”在这里,相当于日常惯语中的“要死”或“要命”。现在四川还盛行着这一语汇。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好得伤心”或“甜得伤心”之类的话,意即好得要命或甜得要死。这“伤心”,也和上海话中“穷漂亮”“穷适意”的“穷”字一样,作为副词,都与“极”同义。“伤心碧”也即“极碧”。杜甫《滕王亭子》诗“清江锦石伤心丽”,“伤心丽”,也是“极丽”的意思。李白和杜甫都在四川生活过,以蜀地的口语入词,化俗入雅,妙语天成。这也可以作为这首词是李白作品的一点佐证。
这首词相传为李白所作。宋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说:“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曾布)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〇四认为此词是李白为思蜀而作。清人刘熙载《艺概》卷四疑此词作于唐玄宗西幸之后。
不少论者认为此词是眺远怀人的“闺情”之作,但历来解说此词的,更多的人却说它是羁旅行役者的思归之辞。这后一种理解,大概是受了文莹《湘山野录》所云“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一语的影响,以为既然题于驿楼,自然是旅人在抒思归之情。其实,古代的驿站邮亭等公共场所以及庙宇名胜的墙壁上,有些诗词不一定是即景题咏,也不一定是写者自己的作品。这首词不是第一称谓,而是第三称谓,是第三者所控制、所描撰的场景变换。下片的歇拍两句,才以代言的方法,模拟出画中人的心境。而且词中的“高楼”“玉阶”,也不是驿舍应有之景。驿舍邮亭,是不大会有高楼的,它的阶除也决不会“雕栏玉砌”,正如村舍茅店不能以“画栋雕梁”形容一样。同时,长亭、短亭,也不是望中之景;即使是“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中的最近一座,也不是暮色苍茫中视野所能及。何况“长亭更短亭”,不知凡几,当然只能意想于心头,不能呈现于楼头人的眼底。因此,从“闺情”角度理解此词似乎更为合适。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屈原之后最具个性特色、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美誉,与杜甫并称“李杜”。其诗以抒情为主,表现出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又善于描绘自然景色,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玮绚烂的色彩,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三十卷。
李白究竟是否是这首词的作者,是历来聚讼不决的问题。此词《尊前集》、宋文莹《湘山野录》均系于李白名下。明代胡震亨则说:“《庄岳委谈》云:诗馀中《忆秦娥》《菩萨蛮》最古,以词出太白也。余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律鄙不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于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殆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唐音癸签》卷十二)”明代胡应麟也说:“《菩萨蛮》之名,起于晚唐也。……太白之世,尚未有斯调,何得预制其曲也?”(《少室山房笔丛》)认为是晚唐人词,托名太白。现代研究者如杨宪益、任半塘、俞平伯等都持作者为李白之说。有人从词的发展来考察,认为中唐以前,词尚在草创期,这样成熟的表现形式,这样玲珑圆熟的词风,不可能是盛唐诗人李白的手笔。但这也未必可援为根据。敦煌卷子中《春秋后语》纸背写有唐人词三首,其一即《菩萨蛮》,亦颇成熟,虽无证据断为中唐人以前人所作,亦难以断为必非中唐人以前人所作,而且,在文学现象中,得风气之先的早熟的果子是会结出来的。十三世纪的诗人但丁,几乎就已经唱出了文艺复兴的声调,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六朝时期的不少吴声歌曲,已近似唐人才开始有的、被称为近体诗的五言绝句。以文人诗来说,如果把隋代王绩的《野望》混在唐人的律诗里,不论以格律或以风味言,都很难识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李白同时人、玄宗时代的韦应物既然能写出像《调笑令·胡马》那样的小词,李白能写出成熟的词也就毫不奇怪。还有一件小小的颇堪寻味的事情:词中有“伤心碧”这样的字眼。“伤心”在这里,相当于日常惯语中的“要死”或“要命”。现在四川还盛行着这一语汇。人们常常可以听到“好得伤心”或“甜得伤心”之类的话,意即好得要命或甜得要死。这“伤心”,也和上海话中“穷漂亮”“穷适意”的“穷”字一样,作为副词,都与“极”同义。“伤心碧”也即“极碧”。杜甫《滕王亭子》诗“清江锦石伤心丽”,“伤心丽”,也是“极丽”的意思。李白和杜甫都在四川生活过,以蜀地的口语入词,化俗入雅,妙语天成。这也可以作为这首词是李白作品的一点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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