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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
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而都邑之丽山者,莫近于扶风。
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
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
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
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
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
曰:“是必有异。
”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
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
公曰:“是宜名凌虚。
”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
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
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
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以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在终南山下修建州城,人们的起居饮食似乎都与山相连接。天下的山,没有比终南山更高的;而靠近山的城邑,没有比扶风更近的。凭借离山最近的地方去寻求最高的山,按道理必然能做到。然而太守居住在这里,却不曾知道有山。虽然这对事情的好坏没有什么影响,但从事理上来说是不应该这样的。这就是修筑凌虚台的原因。
当它还没有修筑的时候,太守陈公拄着拐杖,穿着鞋子,在山下逍遥散步。看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一个接一个,就像人在墙外行走而只看见他的发髻一样。陈公说:“这里一定有奇异的地方。”于是派工匠在山前开凿出一个方池,用挖出的土建造了一座高台,(台)高出台房屋檐为止。这样一来,登上高台的人,恍惚不知道台的高度,而以为是山突然跳跃着快速冒出来的。陈公说:“这个台应该叫做凌虚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的下属苏轼,并请我写一篇文章来记叙这件事。
我回复陈公说:“事物的兴衰成败,是无法预料的。从前这里是荒草野地,被霜露覆盖,是狐狸和毒蛇出没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怎么会知道会有凌虚台呢?兴衰成败,相互更替无穷无尽,那么这个台再次变成荒草野地,也是不可预知的。我曾经和您一起登台远望,向东是秦穆公的祈年宫、橐泉宫,向南是汉武帝的长杨宫、五柞宫,向北是隋朝的仁寿宫、唐朝的九成宫。想想它们当时的兴盛,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哪里只是比凌虚台强百倍呢?然而几代之后,想要寻找它们的大致模样,却只有破瓦断墙,不再有任何存在的东西,已经变成了庄稼地、荆棘丛、荒丘和土埂了,何况是这座凌虚台呢!这座台尚且不能依靠它来长久存在,更何况人事方面的得失,忽来忽去的呢!如果有人想要凭借(凌虚台)向世人夸耀并且自我满足,那就错了。因为世上有足以依靠的东西,而不在于台的存在或消失。”我向陈公说完这些话后,回来就写了这篇记。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苏轼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年28岁。当时的凤翔知府为陈希亮,他在任上修筑了凌虚台,让苏轼作记。苏轼便写下了这篇《凌虚台记》,文中通过对凌虚台的描写和议论,表达了对事物兴衰无常的感慨,以及对人生的思考。
《凌虚台记》是一篇独具特色的记文。文章开篇点明修筑凌虚台的缘由,即太守陈公因见山之异而筑台。接着描述了筑台的过程和登台的感受,“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生动地写出了台与山相互映衬的奇妙效果。
然而,文章的重点并不在于对凌虚台的赞美,而是由此引发的对历史兴衰和人生无常的思考。苏轼列举了秦、汉、隋、唐时期的宫殿,它们曾经宏伟壮丽,坚固无比,但如今都已化为废墟,更何况是一座小小的凌虚台呢?通过这种对比,突出了事物的兴衰成毁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苏轼并没有停留在对历史遗迹的感慨上,而是进一步引申到人事的得失。他认为,人们不应该仅仅依靠外在的事物来满足自己,而应该追求内心的充实和真正值得依靠的东西。这种思想体现了苏轼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深刻的哲学思考。
在写作手法上,文章层次分明,先叙述凌虚台的修筑,再引发议论,由实到虚,过渡自然。语言简洁明快,如“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等句子,句式整齐,富有节奏感,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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