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破官本位，为老师朱熹的理学哲学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勤耕教坛，甘之如饴。　　为了说明南宋讲学的风潮兴盛，首先我们来观摩两截讲学画面：　　公元1167年农历九月初八开始的两个半月时间里，朱熹来到潭州（长沙）岳麓书院讲学交流。在张栻的岳麓书院里，朱熹与张栻两位大师以“会讲”方式，当众辩论《中庸》之义。讲堂上并排摆着两把太师椅，听讲的学子你赞成谁家的观点，就站入哪位大师面前的阵营。随着会讲热烈而睿智地展开，学子们左右逢源，茅塞频开。两位大师辩论到紧要处，曾连续三昼夜不辍。各地的学子们得到消息，纷纷骑着快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讲。路上的人流络绎不绝，讲堂内围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饮马池的水一下就被马喝光了。　　公元1175年农历六月初，以朱熹、陆九渊为首的理学两大学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举行的一次规模盛大、最重要的学术大辩论。在整整3天中，学术气氛相当紧张。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世界观问题。理学各派的弟子及闽、浙、赣学者多人齐聚鹅湖，上台辩论的虽然只有朱熹和陆九渊兄弟，但是辩论会如风雷鼓荡，台前台后两派争论十分激昂，最后谁也没有把谁辩倒。五年之后，陆九渊回访朱熹和他驰名全国的“白鹿洞书院”。朱熹特请陆九渊为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精彩的讲学，让听者无不动容，后来这个演讲也被作为白鹿洞书院的一个讲义。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李燔中进士后，甚至放弃自己的官职，跟随朱熹读书和教学。1190年李燔在岳州教授上任之前之后，两次拜会朱熹，朱熹勉励他坚定求知。李燔到任岳州后，严格教育学生，文武兼修，教育文艺和弓马，积极鼓励学生努力学习，在他的影响教育和带动下，学生非常勤奋有为。例如赵葵、赵范等人都成为一代卓越的将帅，更多的学生成为儒师。　　1192年后的十几年里，他先后到朱熹开辟或恢复的“武夷精舍”、“岳麓书院”、“考亭书院”教学，朱熹一生有511位学生。许多人有不懂的地方，朱熹一般都让他们请李燔教习与启发，学子非常敬服。朱熹多次宣示，李燔‘交友有益，进步可畏，处事一丝不苟，忠直朴实’，是自己学术的衣钵传人。朱熹写诗说：“吾道付沧州”，而李燔被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列为南方理学耆老、沧州大儒第一。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领南康的学子，开辟“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竹梧书院”，继续传播和研究儒家思想，可以说他从中进士以后的42年都是在教育与研究儒学中度过的。　　1205年，李燔在中央政府任职，还收下魏了翁作为学生，这个魏了翁后来也成为一代儒学大师。4年后，福建兴建了不少书院，延平书院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学府，李燔为该学府制订学规，长期参与教学，平江人引为自豪的‘平江九子’有几个是他的学生。　　1216年前后，李燔在家乡南康传播理学。不久朱在、陈宓又当了“知南康军”，他应邀又回到白鹿洞书院主持书院活动，白鹿洞书院成为天下书院之首，与李燔的教育教学关系很大。当时学生曾达到上千人（这些学子应属于学士以上级别），“讲学之盛，他郡无比”。这个评价是《宋史》给出的，这是当时书院风潮中，教育界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永远值得我们自豪。　　南宋时期有书院442所，很有名的有265所（私塾级别的书院不算），与朱熹有关的有67所，而这些不少都留下了李燔教学的身影。　　李燔把教育事业当作自己的首要责任，丝毫没有醉心于官场，一再教育学生，“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现在许多人都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他自己穿着朴素的衣服，全心投入教化与传播真理。直到他实在推脱不了学生的推荐，才又担任了一段时间官职，在任上，为百姓造福不已。　　1225年以后，他生命的最后七年不再为官，潜心教学与儒家思想研究，推荐了一些思想端正的好官员给中央政府。　　在现在南昌市进贤门和书院街上有三大书院遗址，这就是东湖书院、豫章书院、友教书院，这三大书院仍然供奉着李燔等大贤。据考证，李燔及学生饶鲁在东湖书院（1211年建）、豫章书院有过教学活动，应该是因为他的盛名，应邀讲学或者讲堂指导。李燔还拜谒了太师祖罗从彦的南昌西山故居——退思楼，写下这样的感怀教育的诗歌：“……半窗明月半空字，一枕清风一枕瑟……闲来独倚栏杆外，满耳松声韶护音。”　　作家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写道：“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传递”。李燔用一生实践来传递这种精神与知识。由于李燔文章的散落，在《朱子语类》、《宋元学案》中，没有收录他的完整著作。我搜寻到他的部分文章片段和诗歌，文如其人，他的文字、诗歌很超脱、很吸引人，他有一篇《题竹斋指南诗》就很见水准，诗歌如下：　　元量清标酷似僧，诗情书意两相承。　　於今自有高人处，不尚空窗尚巽升。　　打破官本位　　李燔和朱熹的很多学生，不求功名，放弃官爵，推崇‘格物致知’的书院精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温总理非常推崇这几个精神）。在他们影响带动下，很多学子“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李燔没有许诺世俗的利益，依靠自己的人格感召力，凝聚同志，布衣粗食，朝乾夕惕，相互砥砺，探究学问。朱熹曾经勉励李燔，要“致远固以毅，而任重贵乎弘也”（实现远大理想需要勇敢，而肩负重任更可贵的是志向远大啊），他于是自号“宏斋先生”。　　李燔反对汲汲名利，寄心于下层人民。他提出：人生在世，不一定非得做了大官、担任一定职务才算是建功立业，只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做一些实实在在有利于他人的事，就可以说是有了功业。又说：“就算是做官做到卿相的高位，也不可以失去寒微朴素的本色。不追求就无所得，让困难磨灭自己的骄气和奢心，不至于因环境和饮食改变自己的气质与体质”。史臣李心传对宋理宗谈起当时高士累召不起的人，认为李燔是国内第一。大儒蔡念成也一再称赞他‘心事如秋月’。所以李燔对贫贱患难不以为然，不为官位心动，穿着非常朴素的衣服，即便是做京官也没有替换下来。1190年中进士后的四十二年里，前后只接受了七年的官职，真德秀、魏了翁等很多人推荐他当‘隆兴府通判’、参议官、大理司直等官职，他都割舍不下教学，均予以推辞，低头去从事教学去了，最后曹彦约向中央推荐李燔代替自己当潭州通判，李燔推辞再三，只得去长沙赴任。长沙帅真德秀大部分问题都来请教于他。他在长沙呆了几个月，又回书院去了。其实当官的大门对他始终都是敞开的。　　根据台湾吴万居先生研究，朱熹逝世后，沧州考亭书院主要由李燔主持，学子逐步分布为42个书院继续散播理学，其中以李燔在白鹿洞讲学最成功，影响最兴盛、广泛和持久。　　《宋史》高度评价李燔说：“居家讲道，学者宗之”，与黄干并称“黄、李”。史臣李心传赞誉李燔：“当今海内一人而已”。　　造福百姓　　李燔曾经担任江西运司干办公事，江西大帅李珏等人交相推荐他。万安的‘洞寇’作乱，官方想剿灭他们，李燔说：“他们难道不是百姓吗？他们都是些官逼民反的人。让我去安抚他们。”李燔在万安驻扎兵力，守住险要地方，调换和处置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安排人去说服贼寇，‘洞寇’立刻顺服。　　南昌很多田地比较低矮，河堤毁坏，赣江容易发洪水，李燔请求修缮赣江河堤，从此田地成为沃壤。　　1209年，江西当时的财政管理者因为国家发行‘第十四界会子’（纸币），日益贬值，于是依据百姓收入和财产水平，摊派购买会子的任务，经常检查，严厉推行，反而导致‘会子’不能卖出。李燔据理力争无法说服管理者，最后写文札去辩明，要求做好根本的农业增收，使物产增加，会子的价值就会升值，而不是强行摊派。于是这项摊派弊政被废除了，主管者向李燔致谢。　　李燔担任地方官的时候，了解民情，很有政绩。他接受朱熹思想，推行救济性的‘社仓’制度，后来又发现设置的‘社仓’，只借贷给有田的人家，而佃农没有得到实惠，于是改进社仓粮食的发放，让所有农民都能得到好处。　　梁庚尧在《南宋的农村经济》第五章写道：南宋社仓广布于福建、两浙、江东、湖南、湖北、淮南、广南各地，可说是几乎遍布南宋各区。而各社仓的倡办人，如李燔、诸葛千能、张洽、赵师夏等都是朱熹的门人……　　坚定正直　　根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朱熹与学生时刻挂念国家强盛，探求世间真理。1196年，权臣韩侂胄、沈继明、施康年污蔑和禁止朱熹及门徒活动，要求杀害朱熹，他们加紧迫害理学党人，历史上称为“庆元党禁”。政治黑云翻滚，一些学生被迫与朱熹划清界限。施康年说：“朱熹在浙东，那么浙东就伪学兴盛，在湖南则湖南伪学兴盛……学生用各种方式纪念朱熹……”，朱熹逝世，他们下令禁止为朱熹送葬。可是黄干、李燔、蔡沈顶住压力，出面主持朱熹葬礼，参加葬礼者上千人。　　朱熹去世后，李燔联合同门，在白鹿洞依旧讲学。嘉定九年（1216年）黄干经过南康探访同门诸友。黄干后来感慨地写道：“先生去世后，门徒失去了敬畏，讲学几乎断绝。惟独在南康，李燔和余宋杰、胡泳、蔡念成（德安人，前三人为永修籍），带领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几十个人继续传播老师的学问。相比之下这算是最兴盛的了”。　　根据《白鹿书院志书》和《同治南康府志》记载，1218年，李燔、胡泳等人会同‘知南康军’陈宓一起，在白鹿洞讲学，相互勉励，唱和老师朱熹谱写的歌曲，建立纪念碑和‘流芳桥’，不久复兴白鹿洞书院，尤其是李燔所做学术贡献最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