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传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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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在颛顼统治时期,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命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继续命重和黎的后代掌管天文和地理,一直到夏朝和商朝,所以姓重的姓黎的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在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到了周宣王的时候,他们失去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奔到魏国,司马氏也随之来到了少梁。

  自从司马氏家族离周到晋国后,他们就分散开来,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作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播有关剑术的理论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舆张仪争论伐蜀的事,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率兵伐蜀。他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的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舆武安君白起在长平坑杀趟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都被秦王赐死于杜邮,葬在华池。司马蕲之孙名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在秦始皇时,蒯聩的玄孙司马印是武信君的将领,领兵攻占了朝歌。在项羽封十八诸侯时,封司马印为殷王。在汉王刘邦讨伐楚王项羽时,司马印归附了汉,汉王改司马印统治区为河内郡。司马吕生司马毋惮,司马毋惮任汉朝长安的市长。司马毋恽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太史公向唐都学习天文学,在杨何处学《周易》,在黄子处学道论。太史公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习先秦各家学说的人,未能了解各家学说的原意,盲目信奉一些荒谬的说法,就论述六家学说的主要精神道:《易大传》说: “天下人的方向一致,可是想法却多种多样,目标相同,可所走的道路却不相同。”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学派都是以治理国家为要务的,但是他们的学说却不同,有省与不省而已。我认为阴阳家的学说,崇尚祥瑞而忌讳繁多,常常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所排列的一年四季的顺序是不能废弃的。儒家学说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不大,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完全照办。然而它所规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改变的。墨家主张节俭却难以遵从,因此墨家主张之事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墨家关于加强本业发展和厉行节约的主张则是不可丢弃的。法家的主张严厉苛刻、缺少恩谊。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的名分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名家过于拘于形式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然而它辩证名与实的关系问题则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道家使人精神合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得万物丰足完美。他们的学说,因循了阴阳排列四时的顺序,吸取了儒、墨两家的长处,总取了名、法两家的精华,随着时间来转移,顺着事物而变化,这样来立定常规和处理事务,没有不相适宜的,并且意旨简明而易于掌握,办的事情虽不多,而功效却很大。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的表率,凡事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像这样,则君主劳累而臣下安逸。至于伟大道家理论的精髓,既去掉了刚强和贪欲,又废黜了聪明与智慧。儒家却丢开了这些而任用儒术进行统治。精神用的过分就会枯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损坏;精神和身体过早的衰竭,而想与天地共长久,这事还从未听说过。

  阴阳学说对于一年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各自的规定与禁忌,说顺着这些就会昌盛,违背这些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如此,所以说“使人受到限制而产生许多畏惧”。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若不遵从它就没有可以作为天下法则的。所以说,它所规定的“一年四时的运行顺序是不能丢掉的”。

  儒家用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传文字以千万计,人们连续几代都不能弄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仪。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少要领,费力不少而功效很小”。至于儒家序列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妇长幼之间的区别,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改变的。

  墨家也崇尚尧舜,称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殿堂裹,土筑的台阶有三层,茅草房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盛饭用陶簋,装汤用瓦盆,吃的是糙米饭,喝的是豆叶汤;夏天穿葛衣,冬日披鹿皮。”他们埋葬死人,用三寸薄的桐木板棺材,哭的声音也不悲哀。教育人民遵循葬礼,一定以此为标准。要使天下都像这样,那么就没有尊贵和卑下的区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了,事业不必相同,所以说“墨家所倡导的节俭人们却难以遵循”。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引导家富人足的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也不能丢掉这一点。

  法家不分别关系的亲疏,不区分地位的尊卑,一律断之于法。这样就把敬爱亲属、尊长的恩谊断绝了。可以用它作为临时措施,但不能长期施用。因此说法家“严厉苛刻而缺少恩谊”。至于法家主张使君王尊贵使臣子卑下,明确职分界限不得相逾越,这是各家学说也不能更改的。

  名家烦琐细碎、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 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 失去了易于掌握的常理。所以说名家“使人 受约束而容易丧失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至于它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容易实行的,而其言辞却难于理解。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既成不变之势,也没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推究万物的实情。既不走在事物的前边,也不落在事物的后边,因此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说“圣人不巧取,顺应时势而变通”。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君主统治的纲领。群臣一齐上朝,君主让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才干。其实际情况与名声相符的叫做端;其实际情况与名声不相符的叫做空。君主不听空而不实的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就自然分清了,黑白也就自然分明了。造就在于君主如何使用他们了,这样做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这样就合乎大道,看起来混混沌沌,而光明却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境界。人所赖以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用得过分就会枯竭,形体过分劳累就要损坏,形体与精神分离人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就不会复合,因此圣人重视这一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存的根本,形体是人生存的器具。如果不首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形体,却说什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藉什么呢?

  太史公职掌天文工作,不管民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

  司马迁生在龙门,在龙门山南麓过着农耕放牧生活。十岁时已能识读古文著作。二十岁南游江淮,他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遣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泅水,在齐、鲁之都研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遣风,还在邹峰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危困,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略定了邛、榨、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向朝廷覆命。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因此心中愤懑得病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出使返回,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司马迁的手流着泪说: “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裹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于虽然不聪明,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摘抄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卜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记识。

  太史公说:“先父曾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意思就在于此吧!意思就在于此吧!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先生说: ‘周朝的王道衰微了,孔子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衹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 《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贱视不肖之徒,保存已灭亡国家的史迹,接续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是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伦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长于政事; 《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阐明事物的变化, 《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守道义。治理乱世,使它走向正轨,没有比《春秋》再合适不过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裹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杀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家的,简直无法统计。考察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失去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因此‘臣弑君、子杀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而是逐步发展而来的’。做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前面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作人臣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得当,遇到突变就不能采取权宜之计去应对。作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蒙上首恶的罪名。作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诛杀。其实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以致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弄到君主不像君主、巨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干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会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罪过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衹能接受而不敢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禁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制裁;法律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止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壶遂说: “孔子的时候,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上遇圣明的君主,下得当官任职,万事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将要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 “啊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之盛, 《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今圣明天子,这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惮大典,改革了历法,更换了衣物的颜色,受命于天,天子的恩泽滋润无边,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辗转翻译叩关入境,请求献礼、朝见,这样的事情多得说不完。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圣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圣明,而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担任史官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大夫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父亲的嘱咐,这是极大的罪过。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长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作者藉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其篇目为: 《五帝本纪》第一, 《夏本纪》第二, 《殷本纪》第三, 《周本纪》第四,《秦本纪》第五,《始皇本纪》第六,《项羽本纪》第七, 《高祖本纪》第八, 《吕后本纪》第九,《孝文本纪》第十,《孝景本纪》第十一,《今上本纪》第十二。《三代世表》第一,《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六国年表》第三,《秦楚之际月表》第四,《汉诸侯年表》第五,《高祖功臣年表》第六,《惠景间功臣年表》第七,《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王子侯者年表》第九,《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礼书》第一, 《乐书》第二,《律书》第三,《历书》第四,《天官书》第五,《封惮书》第六,《河渠书》第七,《平准书》第八。《吴太伯世家》第一, 《齐太公世家》第二,《鲁周公世家》第三,《燕召公世家》第四,《管蔡世家》第五,《陈杞世家》第六,《卫康叔世家》第七,《宋微子世家》第八,《晋世家》第九,《楚世家》第十,《越世家》第十一,《郑世家》第十二,《赵世家》第十三,《魏世家》第十四, 《韩世家》第十五, 《田完世家》第十六,《孔子世家》第十七,《陈涉世家》第十八,《外戚世家》第十九,《楚元王世家》第二十,《荆燕王世家》第二十一,《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留侯世家》第二十五,《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绛侯世家》第二十七,《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王世家》第三十。 《伯夷列传》第一, 《管晏列传》第二,《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司马穣苴列传》第四,《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伍子胥列传》第六,《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商君列传》第八,《苏秦列传》第九,《张仪列传》第十,《樗里甘茂列传》第十一,《穣侯列传》第十二,《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平原虞卿列传》第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六,《魏公子列传》第十七,《春申君列传》第十八,《范睢蔡泽列传》第十九,《乐毅列传》第二十,《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田单列传》第二十二,《鲁仲连列传》第二十三,《屈原买生列传》第二十四,《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刺客列传》第二十六,《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魏豹彭越

  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韩信列传》第三十二,《韩王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田儋列传》第三十四,《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张丞相仓列传》第三十六,《郦生陆买列传》第三十七,《傅靳挪成侯列传》第三十八,《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季布乐布列传》第四十,《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田叔列传》第四十四,《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魏其武安列传》第四十七,《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平津主父列传》第五十一,《匈奴列传》第五十二,《南越列传》第五十三,《闽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汲郑列传》第六十,《儒林列传》第六十一,《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大宛列传》第六十三,《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佞幸列传》第六十五,《滑稽列传》第六十六,《曰者列传》第六十七,《龟策列传》第六十八,《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汉朝继承了五帝遣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三代事业。周朝王道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典籍,焚毁了《诗》、《书》,所以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散乱了。汉朝建立,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订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入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通晓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遣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啊!我的祖先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定恭敬不忘啊!”于是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盛衰的原因,依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订。略述三代,详绿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着十二篇本纪,已经列出大纲了。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纷繁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因此作了十表。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不使自己失去时机,而立功名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述作宗旨,就是拾取遣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整齐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以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叙。然而在一百三十篇中缺少了十篇,有目录而无内容。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旧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接人待物,并担负起向皇帝举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遣教。衹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俗话说:“为了谁而这样做,又有谁来听我说呢?”所以,钟子期一死,伯牙终生不再鼓琴。为什么呢?因为士为知己者而效力;女子为喜爱自己的人而打扮。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材,有如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相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污秽。早该给你回信了,刚好随从皇帝束巡归来,又忙着烦琐的事务,彼此相见的日子越来越少了,而我又匆匆忙忙没有一点儿空闲得以详尽说明我的心意。现在你身遭大难,再过一个月就接近行刑日期了,我又将随从皇帝去雍地,恐怕转眼之间你就会遭到不幸。这样,我将最终不可能向你抒发内心的愤懑,而你在九泉之下的魂灵也会抱恨无穷。请允许我说说自己的固陋见解吧。好久没给你回信,请原谅。

  我听说过: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德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准则。士人衹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行列。所以最惨的灾祸,莫过于贪图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了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遇于辱没祖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就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事,而是由来已久了。从前,卫灵公与闯入雍渠同坐一辆车,陪坐的孔子感到耻辱,便离开卫国到了陈国;商鞅依靠闯入景监的引荐,得到秦孝公的重用,赵良为此感到恐惧;宦官赵谈为文帝参乘,袁盎怒而争谏。自古以来宦官就被视为可耻之徒。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挫伤锐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可怎能让一个受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父亲的余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Et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材的美誉,以博得圣明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替皇帝拾遣补阙、招贤进能,以显露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以使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件成功的,衹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过去,我也曾居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尽智谋,如今身体残废了,做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况且,事情的原委足不容易说清楚的。我年少的时候,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博得乡里的称誉,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使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Et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信。然而事情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相要好,思想志趣也不同,更没在一起饮过酒,交过朋友。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是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结交士入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分别尊卑长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奋不顾身,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我认为他具有国家杰出人才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是很了不起的了!如今因他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衹顾保全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构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衹率领不到五千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他的这支部队,虽然不过是诱虎之师,但他却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仰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超过了自己的军队的损失。杀得敌军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发动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用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便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咽下泪水,举起空弓,留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没时,有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听朝不悦,大臣们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量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情绪,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以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也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出力,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抱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而没有机会。恰好主上召问,我就本着上述意思论说李陵的功绩,想以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主L又没深加推究,以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责,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寺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落了个欺君诬上的罪名,主上终于同意了法吏的判决。我家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替我说一句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独自和法官打交道,被关进深深的监狱裹,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正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已投降了匈奴,败坏了他家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耻辱,着实被天下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有些事情是不容易对世俗的人一一说清楚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功劳,而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相似,本来就是供皇上驱使,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俗所轻视的宫职。假如我伏法就死,好似九牛身上失去一根毫毛而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蛀、蚂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呢?而舆论也不能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衹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我解脱,终于被杀而已。为什么呢?平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必然使人们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死得重于泰山,有的死得轻于鸿毛,这是因为他们在死的作用方面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言辞而受辱,更次的是遭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使耻辱达到了顶点。《礼记》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辱。”造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格保持操守。猛虎在深山裹,百兽感到恐惧,可它一旦落入陷阱和笼子裹,便摇头摆尾向人求食,这种屈服于人的威势的习性是逐渐形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在地上画个圈儿作监牢他也不敢进去,削根木头作法吏他也不敢抬头答话,而是决计在受辱之前自杀。现在,我被捆绑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被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个时候见到狱吏就知叩头,碰上狱卒就胆颤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积累了对狱吏威势的恐怖所造成的。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却说自己没有受辱,岂不是厚着脸皮,哪裹还有什么尊贵可言呢?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关在羡里;李斯,曾是丞相,也身遭五种刑罚;淮阴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逮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裹;绛侯周勃灭掉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作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扬,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埃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哪裹有什么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稍一迟疑,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身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衹有那些被义理所激发的人们例外,然而也有不得已的情况。现在我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孤独自身。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份量的。何必要遭受坐监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要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甚至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推辞,是因为遗憾自己的意志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默默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古代有许多身为富贵而声名堙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统计,衹有卓越非凡的人物才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于羡里,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国语》;孙子受膑刑,论着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蜀,其《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捕入狱,写出《说难》、纰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愤懑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裹有所郁结,理想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像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引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意得到表白。近年来,我自不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遣闻旧事,考核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想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的表现。我果真完成了这部书的写作,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遭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衹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难于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里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裹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裹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我衹不过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地活下去,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教我推荐贤士,这恐怕是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世俗的人是不会相信我的,相反衹能招来耻辱。总之,衹有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衹是粗略地说说我浅薄的见解。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惮最先开始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公布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赞曰:从古人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写下了许多史书。到了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止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文字,但那些算不上经典,所说关于黄帝、颛顼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阐述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成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先祖、世系的由来。春秋以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记述这段历史的史书有《战国策》。汉朝兴起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迁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截止于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互相矛盾。还有他涉猎的范围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非常不同,论说大道则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退隐士而推举奸雄;记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短处。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佩服他善于序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他所记述的史事真实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称作实录。唉!以司马迁的博学广闻,却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已经遭受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察其所以哀伤自己,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