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描写聆听音乐、怀念善人君子的诗。前三章写耳闻钟鼓铿锵，面对滔滔流泻的淮水，不禁悲从中来，忧思萦怀，于是想到了“淑人君子”。对他的美德懿行心向往之。卒章描写钟鼓齐鸣、琴瑟和谐的美妙乐境。如果透过字面上的这些意思来探究其深层的涵义，则会令人感到无从索解，因而朱熹在《诗集传》中也只能说：“此诗之义未详”，“此诗之义有不可知者。”
《毛诗序》称此诗“刺幽王也”。毛传云：“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会诸侯于淮上，鼓其淫乐以示诸侯，贤者为之忧伤。”其实诗中所写的音乐皆是雅音正声，与“淫乐”（如郑卫桑间濮上之音）沾不上边，因而郑笺释为：“为之忧伤者，‘嘉乐不野合，牺象不出门’（按语出《左传·定公十年》）。今乃于淮水之上作先王之乐，失礼尤甚。”郑氏是以奏乐地点之不合于礼来解释贤者闻乐忧伤的原因的。其实好的音乐未必不能在外演奏，譬如《庄子·天运》中写到“（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就是一例。王安石则称：“幽王鼓钟淮水之上，为流连之乐，久而忘反（返），故人忧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者，伤今而思古也。”（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苏辙《诗集传》则发挥毛传“幽王用乐，不与德比”之说，云：“言幽王之不德，岂其乐非古欤？乐则是，而人则非也。”意谓乐乃正声嘉乐，而幽王之德无以配之。
接下来的问题是，此诗是不是“刺幽王”。孔疏引郑玄说曰：“郑于《中候·握河纪》注云：‘昭王时，《鼓钟》之诗所为作者’”孔氏称：“郑时未见毛诗，依三家为说也。”郑氏之说或以为出自韩诗，或以为出自齐诗，其立说的根据就是因为《左传》有昭王南征的记载。此说后人多从之，但也难以成为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诗循文案义，自是作乐淮上，然不知其为何时、何代，何王、何事。小序漫谓刺幽王，已属臆断。欧阳氏云：旁考《诗》、《书》、《史记》，皆无幽王东巡之事。《书》曰‘徐夷并兴’，盖自成王时徐戎及淮夷已皆不为周臣；宣王时尝遣将征之，亦不自往。初无幽王东至淮徐之事。然则不得作乐于淮上矣。当阙其所未详。”这是较为客观持平的议论。而汪梧凤《诗学女为》引《竹书纪年》所载幽王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王师伐申事及《左传》所载楚灵会于申，说明幽王有东巡之事，且淮水出南阳胎簪山，其地与申、太室均豫川地，以此认定《鼓钟》为写幽王事之诗。由此众说纷纭，可见这实在是一笔纠缠不清的历史旧帐。
如果撇开这些陈说，将此诗的主题泛泛地理解为“在奏乐的场合中，思念君子而悲伤”（高亨《诗经今注》），则又过于空洞。事实上诗人是有感而发的，这种感慨折射出他对国运、时代的忧思。从诗的卒章来看，他所听到的不是一般的音乐，而是“雅”、“南”之类的周朝之乐，这些音乐与周朝的辉煌历史联系在一起。诗人身处国运衰微的末世，听到这种盛世之音，自然会感慨今昔，悲从中来，从而会有追慕昔贤之叹。方玉润云：“玩其词意，极为叹美周乐之盛，不禁有怀在昔淑人君子，德不可忘，而至于忧心且伤也。此非淮徐诗人重观周乐、以志欣慕之作，而谁作哉？”（《诗经原始》）方氏之论是言之成理的。